影响政府政策行为的要素很多，其中大众传媒是对政策行为可以产生显著影响的不可忽视的因
素，这主要是源于数量众多的大众传媒对于政策对象的可接近性与接近的便捷性。以及出于市场惯性推动媒体所获得的不完全的公共性与独立性。这种影响贯穿于政策行为的整个环节：从传媒设置“问题”性议程与引发舆论，促使政府关注此问题开始，到传媒为社会民众尽可能提供利益表达机会以完善政策方案的制定，再到媒体对政策实际执行情况的监督、政策绩效的客观评估与报道结束。政府是通过政策手段对社会利益和公共资源作权威性、倾向性分配的，这种分配需要依赖一些外在的制约手段以保证其相对公平。大众媒体在提醒、敦促或监督政府政策行为应该吸纳那些远离权力中心的群体之利益诉求方面以及有效监督这些政策的实际执行方面已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地说，大众传媒对改善政府政策行为的积极作用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大众媒介为高质量的政府政策活动提供必备的条件即较高程度的民主与科学元素
传统型的政府决策一般会面临三个困境：信息不完全，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时的模糊性。大众传媒对政府决策的深度介入可以一定程度地减少这些不确定性。美国政策学者赫伯特·西蒙把决策过程具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探查环境，寻求决策条件的情报活动阶段”①大众传媒的调查报道活动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情报收集手段。大众传播活动的情报功能其实在中国近代社会就已被开明人士所利用，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虎门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集外国人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所办的报纸，组织人员翻译，将西方列强的有关情报汇集在一起，以制定对策。魏源延续了林则徐将报刊视为情报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⑦政策的科学性与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成正比。经验型决策已难以应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现代决策与经验决策的不同之处除了前者拥有专家的专业知识与技术、一套固定的程式支撑外。全面而充分的信息提供也是非常显著的差异因素。政策方案制定实际上是信息的输人——处理——输出的过程．无论政策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拟定或是方案实施后的调整、废止，都离不开全面、准确的信息。政府机构专职人员的调研、民主党派的调研在收集信息的随时性与广泛性上不及大众传媒的调查。政府相关部门的信息统计因为涉及政绩评估因素，在微观真实的把握方面可能没有媒体可靠。一些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信息有时不能通过日常正规渠道获取，而是由进行异地监督的媒体提供。大众媒体借助专家学者对新闻事件进行分析透视，集中针对某一类问题所形成的一定规模的信息对政府决策的完善可以产生建设性作用。
数量庞大的大众传媒在人们的生活空间里触手可及，为了获得媒体影响力并进而占据市场，媒体所扮演的“亲民”角色使大众媒介对民众接近的便捷性和大众使用媒介的有效性已不亚于任何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装置。如果把民主看作科恩所说的“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嘲B么，大众传媒在这种管理体制中的位置举足轻重。决策的民主强调“自由的、平等的、参与的”决策属性。大量的经验个案证明，媒体无论在促成民主的广度、民主的深度或扩大民主的范围方面，都应该比其他要素或手段更为显著有效。一个国家政策的民主程度其重要表现在于政府的公共政策是否均衡合理地体现了有关阶层和群体的利益，社会各阶层的意见对政策有无影响。大众传媒在市场惯性的推动下。这种民主公共设施使大众实际地参与政府决策成为可能。这种民主既包含了利益整合的广泛性，也意味着讨论协商的充分性。最好的政策。就是民众最大限度参与的政策。
二、大众媒介能及时敏锐发现有新闻价值的“问题”并有效将之转化为政府政策问题
发现问题是政策活动的起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被政府主动注意到并及时转化为政府动用公共资源加以解决的政策问题。西方公共政策研究者在总结社会问题如何能被列入政府政策议程的方式时提出了四种情况：政治领导者的决定，某种危机或突发事件。抗议活动，特别问题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吠众媒介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它既可以把少数人遇到的问题引向公共问题，为建立公众议程直至政府政策议程创造条件，也可以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促使政府决策系统接受来自公众的愿望、要求。大众传媒不仅对公共问题起到发现机制的作用，更在于它具有使“冲突社会化”的催化作用。“问题”事件得到有效的新闻曝光，一度是私人的问题就可能进入公共议程。对于媒介的作用，美国政治学家科恩说：“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读者怎样去想，却可以告诉读者想些什么。”⑤政府与读者一样，政府政策系统因为媒介的报道而意识到政策议题的存在．媒介赋予事件的意见影响政府对该议题重要性的认识。所以，在聚合公众意见影响政府决策议程方面．大众传媒可以使分散的、潜在的社会意愿和要求转化为明确、集中的政策要求。媒介在政府对哪些问题应该确定为政策问题方面可以起一种提示与补充作用。邓小平曾经说过：“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来。”
三、大众媒介为政策方案的优化提供不需要支付成本的公共讨论平台
政策方案的拟订无疑是政策行为链中的关键一环。近几年来。大众媒介在政府有关政策方案形成的过程中已经发挥了作为公共讨论平台的重要作用，如新婚姻法的修订、个人所得税的调整、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意见征询等。特别是在地方政策的调整与修补中。媒介针对某些具体事件的报道所引发的政策工作的讨论。媒介的建言献策作用更为显著。政策方案涉及许多问题，但政策目标即政策实施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是中心问题。政策目标理想与否依赖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惠及那些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在制度性安排上缺乏利益表达机会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人大代表制度、政协制度、听证制度、信访制度、举报制度等从理论上说都可以成为一般民众利益表达的现实渠道，但实际上由于普通民众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比较少，这些制度所发挥的功效相当有限。媒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缺陷，使得他们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新闻舆论的方式影响政策方案的完善。一项政策的“公共性”程度取决于政策方案的被公开与充分辩论的程度，没有公共讨论的平台，政策对公共利益与资源的分配就难以达到公平。政策学家科林德里奇受到卡尔·波普知识“可误”的影响，认为政策制定过程也像科学知识的可怀疑性一样，虽然无法证实某项政策方案绝对正确，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无法证实它比另一项政策方案更好。越经得起批评的政策就越好，越经不起批评的政策就越差。⑦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正确的途径不是去寻找那些可以完全被证实且正确无误的政策方案，而是去寻找那些错误和缺陷尽可能少且可以克服与改进的政策方案。政策固然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但政策的优化需要未来的政策对象的广泛参与，需要社会协商与公众辩论来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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